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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狮少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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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网-《雄狮少年》中的历史转喻与文化逻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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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发表于 2024-4-15 20:41: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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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 影片《雄狮少年》是由孙海鹏执导、里则林编剧的现实题材动画电影。


        影片以中国传统民俗“舞狮”为轴展开故事。


        主人公阿娟是生于岭南乡村里的一个瘦弱贫苦的留守少年,一次偶然机会,他结识了同名的舞狮队女孩阿娟,她也唤起了阿娟心中的舞狮梦。阿娟找到好友阿猫、阿狗一起拜师咸鱼店老板,即曾经的狮王“咸鱼强”。在后者的培养下,几人历经重重磨砺,一波三折,最终登顶狮王争霸赛,成功圆梦。


  一.“病猫”与“醒狮”:成长故事的历史转喻


《雄狮少年》剧照。


  唐段安节《乐府杂寻》言:“戏有五方狮子,高丈余,各衣五色,每一狮子,有十二人,戴红抹额,衣画衣,执红拂子,谓之狮子郎,舞太平乐曲”,故舞狮古称“太平乐”。


       舞狮有南北之分,北狮盛行于长江以北,以安徽青狮、保定双狮名声最甚。其与真狮酷肖,姿态灵活,近杂耍表演性质;南狮广泛流传两广岭南一带,并以广东为中心辐射于港澳及东南亚地区。不同于北狮之形似,南狮重神态,其造型威猛、步法刚健、乐鼓激昂,亦称“醒狮”。


  影片故事发生地“陈家村”正取景于南狮为传统的佛山顺德一带。


       影片中,幼时的阿娟和父母一起观看舞狮表演,父母告诉阿娟,舞狮有求吉辟邪之意。


      相传,古时广东一带常发瘟疫,幸有“年兽”相助,镇妖祛邪。“因‘年’兽喜食蔬菜,于是家家户户均在门前放置蔬菜一盘,以备‘年’兽采食。日久年长,人们发现扎制的‘年’兽形状很像狮子,便把它称为‘醒狮’,而采食蔬菜称之为‘采青’。从此,舞狮辟邪慢慢在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了风俗,狮子采青变成了舞狮的一个表演情节。”


  依托传统民俗,以“舞狮”文化切入,固然是影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挪用。


       但值得一提的是,影片以“雄狮”喻人,催人奋起之隐喻,也侧面影射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潮流变与思想进程——在晚清至民初的历史语境下,“睡狮”代表着衰落与危机中的中国社会,而“醒狮”则用来形容群众现代国族意识的觉醒。


        例如,1899年,梁启超于《自由书·动物谈》中提到“睡狮”概念:“余询其名,其人曰:英语谓之佛兰金仙,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,译其名谓之睡狮,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”。这其中,“佛兰金仙”即玛丽·雪莱小说中著名的科学怪人“弗兰肯斯坦”(Frankenstein),“先睡后醒”指的是曾纪泽于伦敦《亚洲季刊》(Asia tic Qua rterly Review)发表的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。据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考证,梁启超对“睡狮”、“佛兰金仙”以及“先睡后醒论”等词汇的想象性综合,成为了晚清中国“睡狮”隐喻的源头。


       庚子事变后,睡狮/醒狮这一二元对偶迅速成为知识分子间通用的政治比喻。如邹容《革命军》书末:“嗟夫!天清地白,霹雳一声,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,是在革命,是在独立!”。中国青年党成员曾琦、李璜等人于1924年上海创办《醒狮周报》,更成为宣传国家主义思潮的机关报纸。


       总而言之,睡狮/醒狮之喻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界重要的文化符号。这一符号在电影中也被频频挪用,典型当如影片《黄飞鸿:狮王争霸》,其中佛山醒狮的“舞武结合”,已成为了电影塑造“醒来的”中国,展演民族主义的叙事符码。


  某种程度上,这一世纪初的民族之喻,也巧妙地与《雄狮少年》的当代个体书写形成互文。


        从影片的主海报可以看出,影片主旨为“病猫崛起,烂泥发光”。


        影片伊始,阿娟观看村子里的舞狮表演,却受到本地“陈家村”狮队一行人的欺负与嘲笑。在他人眼中,阿娟、阿猫、阿狗不仅仅是父母在外打工的“留守少年”,也是“废柴”/“病猫”的代名词。同样,他们的师傅“咸鱼强”虽有狮王之名,但在现代化市场逻辑下,传统文化逐渐被淘汰,咸鱼强不得不靠运送咸鱼为生,即迈入社会底层分工秩序中,成为不被认可、黯淡无光的“烂泥”。


        如果说中文语境中,“发光”尚且是个体化浓重的叙述,那么“崛起”则显然指向了今日中国社会现代化高速发展下的某种群体/阶层。


        影片中,当阿娟一行三人找到咸鱼强,店铺外收音机里响起的朗颂声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;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;少年自由则国自由;少年进步则国进步”,这段话出自梁启超著名的《少年中国说》。在此,少年之梦成功与家国情怀融入在一起,具有了强烈的情感能量。


        因此,这一历史转喻在当下可以如是表述:孱弱的,被欺负、被忽略的“阿娟”们,正如饱受屈辱的近代中国,唯有“唤醒”青少年心中沉睡的那头雄狮,步履坚定,自立自强,方能于世界/社会中屹立不倒。


        所以,“醒狮”——不仅代表着一个当下的表述,而是穿透了社会历史,具备了深层的文化认同逻辑。


  二.“慕强”: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成长悖论


  对于影片的整体期待,监制张苗在面对采访时提到:“过去人们常说,好的电影就是能让人走进影院,睁着眼睛梦一场。《雄狮少年》像是我们酿的一壶酒,希望能让观众在大银幕前醉一场。”


         实际上,“梦一场”、“醉一场”的电影理念,恰如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缝合策略,其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电影与现实的关联:与其说电影处理其与现实的关系,毋宁说“现实”位于缺席之状态。


        克拉考尔说道:“一个时代在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,更多是通过分析其隐蔽的表面加以界定的,而并非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。” 接下来,我将分析《雄狮少年》中的“隐蔽的表面”,试图论证影片“现实主义关怀”自身的悖谬之处——即影片实际上化约了“梦想”与“现实”之间的种种结构性矛盾,从而导致了许多暧昧性的缝合式表述,与内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与危机。


  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一词由来已久,1944年,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(R. Hofstadter)的《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》一书出版,标志着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一词正式流行于英语世界。在霍氏看来,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、最主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,其次要算得上斯宾塞在美国的拥趸、社会学家萨姆纳(William G. Sumner)。


        学理上,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尚存在一些争议,但总的来说无外乎对社会竞争关系的强调、反对国家干预、自由主义与放任主义思维,为个体道德行为赋予生物学基础。通过阅读达尔文,斯宾塞发展了自身社会学概念的生物学版本。他认为,社会文化、人类思想总体都处于“进化”之中,社会发展的基础,“……是人类对于自身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,而邪恶的根源则是‘对环境的不适应性’。最终,会发展出一种适应文明生活的道德体系。”


《雄狮少年》剧照。

  

        事实上,影片中“阿娟”的成长之路,正处于这一极端的“道德体系”之下。


        90年代中后期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,中国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、对外出口的“世界工厂”,也催生出大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。


        对于阿娟而言,想要出人头地,夺取功名,就必须走出乡村,迈入城市,赢得狮王头衔;同时,父亲突发疾病,也使得阿娟不得不暂时放弃理想,面对赤裸裸的经济压力,成为“民工”群体的一员。换言之,阿娟最终能够参加狮王争霸,本身即是一个偶然事件,这一代价也是巨大的:身体的损耗、意志的考验、经济的负担——“阿娟”这一个体形象最终成为了一个绝对理想的英雄形象,而更多普通人,即最终没能“胜利”的阿娟们、阿猫阿狗们、咸鱼强们,则只能黯然跌入这一巨大的城乡二元裂缝之中。影片最终走向了现实的反面,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英雄史观的注脚。


  这也引出了影片的核心逻辑——“慕强”,而“舞狮”民俗本身含有的竞技特质,则更为强化了这一逻辑基础。


        影片开头,“陈家村”狮队万般刁难阿娟,辱骂阿娟等人为“废柴”。之后,影片并未着墨于两者的关联互动。吊诡的是,当阿娟最终击败对手,进入决赛时,一向恃强凌弱的“陈家村”狮队领队却对阿娟竖起了拇指。尽管这应当是编剧为了建置人物冲突、增强戏剧张力之所需,但我们仍能从中管窥到深层的社会矛盾根源——在“陈家村”狮队的观念中,个体的价值与独立性并不在于个体的道德意志,而是建立在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的生物学本源之上。同样,在如今的消费社会之中,现代个体看似自由自然,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的抽象,是市民社会母体抽象出来的产物。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,这正是马克思所言之“抽象成为统治”。


  对于阿娟而言,他无从选择,尽管他试图以身体逃离世界符号化地暴力,但他只有步入这一抽象秩序中去,他才能彻底拯救家人,并救赎自己——这是一场悲剧性的救赎。


        当阿娟手攥木棉花对女孩招手,试图向女孩证明自己时,影片迎来了最为戏剧性的一幕:镜头平移,女孩身边出现了一位时髦帅气的男人。那一刻,阿娟明白,两人之间的阶层鸿沟可能永远也无法跨越,他也永远没有可能向女孩表达自己的微妙情愫。


        当然,编剧在此进行了一次巧妙的“找补”:当阿娟面临困境时,女孩心急不已。此时,男人却忙于打电话,似乎对这场狮王大赛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兴趣。以精神分析理论言,这一行为给予了观众充分的“合理化”基础:这一刻,男人的不解,使得女孩能够暂时地“跨越阶层”,与阿娟共同进退。但这亦代表着两人“情感线”的悲剧性残缺,如巴迪欧所述:“……只是某种相遇,几乎算不了什么,但由相遇中的相异性而非相同性出发,人们可以经验到一个世界。甚至,人们为此接受考验,为此承受痛苦。”


  三.结语


《雄狮少年》剧照。

  

        影片末尾,阿娟自知依照常规流程无法赢得比赛,他望向了眼前那一座最高的桩台。师傅说过,这一根高桩是为了提醒人们,一山更比一山高,要永远心存敬畏。


       也许,这正是“舞狮”这一民俗传统最为特别的意义——它始终提醒我们,始终有一个超越性之物大于我们自身的存在,成为我们道德实践的自律基础。影片以十分文学化的方式解构了这一叙述困境,既不能动摇“高桩”的超越性基础,又必须满足观众对圆满结局的期待——最终,狮头上桩,阿娟坠下,如羚羊挂角,无迹可寻。


  而当阿娟赢得狮王大赛、梦想实现后,他该去向何处?


        阿娟与女孩的朴素的感情,两人的未来是否还会相交,或是最终遗憾地错过?影片并未给出最终的答案。当然,这一答案也不可能能够给出。


来源:成长的悖谬:《雄狮少年》中的历史转喻与文化逻辑_新闻频道_央视网(cctv.com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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